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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志-旷野守望》向承美影像作品中的世界社会与肉身救赎

                                九根针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乱象，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大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搞清楚农民“阶级”在想什么？要什么？有多大能量？以及一个政治组织如何获得并利用这种能量？也就是说农民被组织利用的程度决定了“中国革命”成功的高度。中国上个世纪以来的“农民学”在本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史”研究，农民从来都是被利用的最中坚力量，中国的反封建其实是很功利的，形式上反帝带上了反封建，但是骨子里只是想解决被侵略的问题，所以一百多年过去了，封建主义的幽灵还在中国的上空徘徊和游荡。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还是农民的问题，一点都不为过。

向承美作品《农民志：旷野守望》儿童摄影部分 | 2018年

西方的农民学研究自上世60-70年代兴盛以来一直方兴末艾，一度辉煌成为显学。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个深刻背景：
一、二战后自60年代以来，一大批不发达的农业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使“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产生了“不发达社会学”的研究。

  二、大萧条、法西斯暴行所展示的“现代病”促使人们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就连苏共在20大以后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化的工业文明也有很多弊病，寻找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第三道路”。
三、社会学、农民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综合跨界研究发现：

1、希腊古典城邦并不一定是工商立国、奴隶制的天下，古典城邦相反更依赖于小农而不是工商业者和奴隶；

2、中世纪的“庄园化”也并没达到原先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庞大，作为个体家庭作业单位的“小农”可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3、“现代化大工业”将彻底消灭小农的假设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被证实，家庭式的作坊和家庭小农场依旧有强大动力；4、前苏联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囯家的农业改造几乎彻底失败。总之认识农民需要新思维。
中国学者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与西方的农民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一、中国文明的根基在农业文化。中国人对田原和乡土的那种投入的感情是西方学者达不到也无法理解的。古代中国每一次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变革都是从乡土中发生的：名士的寄情山水、隐士的归隐山林、游侠的笑傲江湖、起义者的水泊梁山…要么使用农民，要么就改造农民，具有极强烈的功利色彩。
二、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名义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形式，骨子里只是为了摘去被侵略和被殖民的帽子，让国家站起来而不是公民站起来，所以农民被利用完所有的剩余价值以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中国的农民研究因为功利主义的影响而造成的与世隔绝、闭关锁国的特征也是全世界任何囯家包括前苏联所不具备的。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付出了极其变态和扭曲的代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曾指出，一旦城乡经济与文化上的传统连带发生断裂，乡土性的地方自治单位便遭到了全面破坏，洪流冲洗下的中国乡村，自然逃脱不掉溃败的命运。溯至上个世纪30年代，梁漱溟等学者担负起立国化民之精神，深入挖掘传统资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希冀将中国知识人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569“解放前”有民国学者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有农村复兴委员会诸学者、“乡村建设派”人士、来华的西方专家卜凯、以及梁漱溟等人对乡村传统资源的研究，都各有造诣。“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的农民研究被分割为农经、农史、史学以及政策研究等互相脱节分离的诸部门，且受政治影响很大。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因为与文明世界隔绝后必须要推进现代化，乡村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拖了国家现代化的后腿，成了不得不研究和解决的农民问题，有极其粗糙和变形的功利色彩。而西方的农民学研究是已经文明之后的“反思现代化”，这两者在对待农民的价值观和尺度上是存在根本差异的，有天壤之别。

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乡村一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资本的侵蚀下，现代化与传统进一步断裂，乡村所依赖的环境如卷饼一般从地表上连根拔起，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冷漠与空壳化的世界。泥沙俱下之后，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进入互害机制，如今的乡村别说生活了，人们就连日常的生存活动都失去了安全。环境问题、伦理问题、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教育问题、农村性别权力问题、迁徙移民问题、罪过与惩罚等等都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农村已经陷入到空壳化、原始化的巨大险境之中。农民问题被简化成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农民成为拖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后腿，需要启蒙和改造的帮扶对象。中国文明的源头活水在乡村，所以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的城乡建设困境或是社区营造的难题，也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扶贫问题，而是关涉到中国文明作为一个主体性存在还能不能延续的问题。

目前中国当代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各种艺术计划和实践项目，大多是重构城乡二元性矛盾，并试图解决这种矛盾对立的城乡新社区营造，借助当代艺术的乡建计划实践，让参与者思索人与世界的神圣关联，重要的不是艺术，也无关审美，旨在通过互动性的当代艺术激活和恢复乡村的礼俗秩序、伦理精神，绵续中国人内心深处对乡村的敬畏和温暖，以期实现对文明主体性的追索和重建。这些当代艺术介入乡建的实践和创作，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农村社区营造”的策划学问题，与当代艺术的未来逻辑关系并不大。如何像毛泽东当年那样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了解农民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如何解决农民最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将当代艺术翻译成农民能听得懂的语言、并使用这种农民的能量才是最关键的，这样的作品在当今中国是很罕见的。

向承美是一位艺术家，扎根于乡土，成长于乡土，后来留学于澳大利亚。正因为从与世界隔绝的中国乡土移居到西方自由世界之后强大的心理落差，她看到了很多东西，让她更加同情和关注中国农民，更想帮助这些农民，解决实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她使用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留守家庭问题、农村移民问题、农村的暴力和惩罚问题、农村女性的性别权力问题。她以文字与影像结合的形式对农民问题做了系列研究和考察，也以当代艺术的形式名义做了很多与农民的互动性作品，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当代艺术，不如说是一种跨界的互文性影像“农民志”文本，向承美说这种创造性的体验视觉材料但又不干预视觉材料的“田野考察图像志”很难给它进行学科分类，所以干脆就叫它“农民志”或“影像农民志”，“农民志”在当下的中国学科土壤里并不存在。民族志的研究中有影像民族志的说法，但是“农民志”以及“影像农民志”是没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拿留守儿童举例来说，留守儿童首先的识别身份是农民，然后才是他的民族是不是？所以说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系列摄影记录是“影像民族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应该叫“影像农民志”确实是贴切一些，更何况中国的农民问题实在是太突出了。

向承美默默的做了很多作品，平时很少公开展览这些作品，她近期的这个展览命名为“农民志·全家福”，从方法论来说把她的学术研究方向精准定位了。她满脑子像一个男人大气磅薄又像一个女人精灵古怪的想法，这个展览将“农民志”作为一个学科纳入标题就是一个例证。另外她做作品的方式比较独立，很多方案都是她自己独立完成的，她说自己不依靠任何人，尤其是男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其实是学霸思维，当一个从未碰过艺术的学霸做艺术……”

二

向承美拍摄的 “留守儿童”形象是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中，不干预视觉材料的微体验，这种体验使图像变成一种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生物学意上的“影像文本”，也可称之为反文本或超文本。从而完成对一个乡村区域内“心灵史”的深度扫描和“心理地图”的视觉无意识解码。这种以当代艺术的语言建构出“图像文本”性质的“世界社会”前景，也可简称为“图像社会”（或“景观社会”）。“图像社会”指涉的是用数码影像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扫描之后得到的一种“镜相”或“镜界”。

“镜界”是借助影像对视觉材料的“凝视”，这种如形之睹的“凝视”使得“影像文本”成为一种反语言学的“生物学文本”，“反语言学”的当然就是“反意义”的。这种对“镜界”的“凝视”涉及到“图像”与“身体的复活”之间的技术关系。这个思考有助于理解我们在“影像文本”的艺术实践中如何使用“身体的表现方式”，以及如何让身体本身变成一个文本？

首先，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空间和图像空间总是处于互文性织成的“意义之网”之中，身体变形出多重人格，意义很复杂，甚至人称也出现了错乱混同，成为“之间体”。传统的心身二元论，甚至后现代流行的“身体观”都有待于重新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德勒兹说：“电影图像即是大脑本身。”

其次，身体是向空间是无限延展的，在“凝视”的“影像文本”里，影像变成身体器官的延伸，人不再是无器官的空壳化的身体，而是无身体的器官，对影像文本的凝视，就是人的身体器官在空间的延展。

体验者通过对“镜界”的“凝视”而看见了“自我”，在此“镜界”终于变成了动词，完成了对肉身的救赎和超越。

对留守儿童进行互动式的“微体验”拍摄行为，正是向承美独特的“农民志”或“影像农民志”艺术实践。图片和影像可以视为“农民志”最重要的文本力量，是生物学性质的超文本。她用一种俯瞰的视角完成了对留守儿童心灵苦难史的精神扫描和灵魂解码。这些图片因其直观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承载着向承美对“农民志”（自己命名）的学科描述和意义阐释，从而编织成一张所谓的“意义之网”。这种“微体验”的观察法和拍摄方法，记录了在特定时空中所发生的“镜界”，从而使图片超越了语言，成为身体的文本。

与那些图解式的图片不同，向承美的单幅作品无法单独存在表达意义，也无法通过图片下面的文字注释而赋予意义，关注她的作品重点必然会落在对这个“镜界”的凝视本身，直至你在这些拍摄对象中看到你自己，然后才能赋予其意义。

在语言学的逻辑上，单幅的照片相当于文字书写中的一个“词语”或“片段”，而各个照片之间一但产生了互文性逻辑，即形成不依赖文字也能单独存在的超文本（还是文本，但是是反文本）。将图片理解成“词语”这两者显然不能类比，但若我们用一组语境关联的系列照片来描述某一行为，就可以形成影像文本。向承美将一百多张留守儿童的面孔集中堆放在地上，他们在你的脚底下露出青涩的笑容，他们一起神情各异的看着你……你会感应到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反文本力量。在这个反文本的“意义之网”中，人称发生了错乱，就如同你在他（她）们中间看见了你自己。这个互文性的“意义之网”，以生物学的形式取缔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性，成为一个反文本或超文本，通过“凝视”让文本的“意义”回归。

向承美没有去拍留守儿童沐浴着圣恩的贫困励志生活，也没有去拍他（她）们“在脏旧的没有玻璃的门窗下互助做作业”、“在高墙下动作不整齐又略显活力的课间早操”、“安静的看着老旧的电视”……等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沐恩幸福团体”集体化类型照片，而是采用俯角去拍摄留守儿童们充满活力但又显得孤单无助的面孔，他（她）们围成一团，被放在地上一起仰头看着你，这个俯看的视角不是上帝之眼，而更像是阳春三月的母鸟刚刚飞回鸟巢，还在空中扑腾……看到一团嗷嗷嗷待哺的自己的子女一样……。这个物理空间尺度就是心理空间尺度，物理空间挤压了你的心理空间。他们不太白净的面孔和微微有点发旧起皱的衣服，好像被上了一层厚厚的包浆，让你感受到比正常视角更深刻、更微妙的底层信息。向承美试图利用生物学文本意义上的视觉潜意识，来建构她的“影像农民志”学科阐释，从而寻求解决留守儿童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和逻辑依据。

向承美告诉我，有的地区留守儿童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受到较好照料的，因为他们的父母还是能挣到钱，有一些人还发了财，但是就是不能经常回家看孩子。父母监护不力，而爷爷奶奶或长辈给予他们的“隔代教育”也只能是一日三餐而已。所以留守儿童的内心是痛苦和空虚的，对他们的青涩面孔的俯角拍摄，正是对中国农民苦难史“潜意识内容”的扫描和解码。

火车票纵向排列成一堵墙暗示了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物理距离；而照片本身又何尝不是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心理距离呢？他们的父母一年甚至几年不回家一趟，父母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也许只有在看影集的时候，孩子们才能勉强记得父母最后一次离家时的模样。照片中这些留守儿童游离的神情，强装笑脸苦涩的笑容，让人感觉到他们内心的孤独，镜头以一种客观谦卑的姿态尽量弱化自己的在场，对苦难的“凝视”静穆得让人动容，让人不得不对这些孩子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担忧。

这是一个缺少家庭成员的“镜界”图像，爸爸、妈妈在火车票的右边，留守儿童在爷爷奶奶或亲戚长辈的相拥下站在火车票的左边。这样的“全家福”，暗示了留守儿童的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缺席的家庭成员与家的距离，其实就是一张火车票的距离。墙上编织的的“全家福”照片和门上的对联和福字形成强烈冲突，暗示了“留守儿童”这群“制度性孤儿”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和长期的城乡二元矛盾的产物，以及这种制度对民族未来的危害。

从留守儿童们对摄影技术兴奋、羡慕的神情中，向承美发现这些处于读图时代的孩子们很快就对她的拍摄行为产生了亲切感，他们把她当做了知心朋友和倾诉的对象，甚至她走到哪里这些孩子就跟到哪里。向承美也发现了自己的举动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每当看到这些孩子纯真的面孔，她就想哭，考虑怎样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

这是一种对生存现状和未来前途的双重焦虑，由人文关怀上升到体制层面去思考，留守家庭真的是解决贫困就能改变的吗？留守儿童的问题并不是城乡二元化之后农民拖了现代化进程的后腿，而在不平等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难度有多大，这堵墙就有多厚，这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所在。

向承美的“影像农民志”拍摄行为，与“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大不同，这个实验性的文本因其置身于中国乡村的独特性，足以成为一个新的跨界边缘学科的实验性样本。